从鹭汀县城到桐溪，班车要开五十分钟。
车是那种老式的中巴，车窗关不严，雨丝从缝里斜斜地钻进来，在玻璃内侧积成一层细密的水珠。
车上没几个人，前排一个老太太抱着一笼鸡，鸡偶尔咕咕地叫一声，又安静下去。
我把背包抱在怀里，隔着帆布，能摸到那包信方方正正的轮廓。
公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水田，秧苗刚插下去不久，嫩绿嫩绿的，一行一行，被雨水洗得发亮。
偶尔掠过一座白墙黑瓦的村子，屋后必有一条小河，河上必有一座小桥。
司机把收音机开得很响，放的是一出我听不懂的地方戏，咿咿呀呀，唱一句，后头拖一个老长的腔，半天收不住。
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，可是越往前走，胸口越发紧。我总疑心这条路我走过，只是那回是往外走的。
……
桐溪镇的车站很小，一间平房，一块铁皮站牌，锈得只剩下“桐”字还认得出来。
下了车，雨正下得绵密，不大，却没完没了，空气湿得能拧出水。
我撑开伞，按手机上的地图往河埠街走。
老街是从一座石拱桥开始的。
桥身爬满了青苔，桥栏上的石狮子被雨淋得乌黑，脑袋磨得光溜溜的，不知被多少人摸过。
过了桥，一条青石板路沿着河岸弯弯曲曲地伸出去，一边是河，一边是挨挨挤挤的木楼，楼上的窗子全都支开着，晾着的衣裳收了一半，剩下一半在雨里滴水。
墙上贴满了告示。
白底黑字，盖着红章，一张叠着一张，有的被雨泡得起了皱，边角卷起来，在风里扑扑地抖。
我停下来读了一张：“桐溪老街改造项目征收公告”，落款是桐溪文旅开发有限公司。
底下密密麻麻的条款，我读了两行就读不下去了，只记住了“限期”和“逾期”这几个字。
不少人家的门板上都用红漆喷了一个“拆”字，外面画一个圈。红漆喷得很粗，边上往下淌，淌到一半干住了。
走到一半，我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。
那是一座两层的木楼，临河，门面不大，门楣上挂着一块乌木匾，匾上刻着四个字：若棠裁缝。
字是填了石绿的，年头久了，颜色褪得很淡。
两扇木门半开着，门板上也有一个圈，可圈里的那个字被人用白漆涂掉了，涂了好几遍，一笔都没露出来。
灰黑的门板上剩下方方正正一块白，雨天里看着扎眼。
我收了伞，在门口站住。伞尖往下滴水，滴在门槛外的青石板上。
门里很静。我闻到了布料、樟木和熨斗烫过棉线的气味，还有一股白兰花的甜香。
是白兰花。
……
铺子里比外面暗。
靠河的那面墙开着一排木格窗，窗下摆着一张宽大的裁衣台，台面被磨得油亮，上面摊着半幅浅蓝色的料子，压着一把大剪刀。
墙边立着三个木头人台，各穿着一件没有完工的旗袍，月白的、灰色的、墨绿的，领口别着大头针，在暗处立着。
地上铺的是青石板，中间被人走得微微凹下去，泛着一层油光。
里屋传来一阵声音。
嗒。嗒。是高跟鞋踩在青石地上，一声一声，脆，细，不紧不慢，从里屋往外来。
我忽然动不了了。
那个声音我听过。在澜城的弄堂口，在我生日的傍晚，在梧桐树下，越来越远。
现在，它朝我这边过来了。
里屋的布帘被一只手掀开了。
那只手很白，很瘦，指节细长，中指上套着一枚旧旧的铜顶针。
然后是一个低着的头，黑发在脑后挽成一个低低的髻，插着一根木簪。
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旗袍，没有一点花纹，只在右襟别着一朵白兰花。
旗袍下摆到小腿，往下是一双米色的小羊皮高跟鞋，圆头，鞋口浅浅的，露出半截脚背，跟细，足有九公分。
她踩着它，脚背绷成一道弯，步子却一点不晃。
她手里拿着一卷软尺，正低头把它一圈一圈地绕起来，没有抬眼。
“先进来吧，外面凉。”
她说话声音很轻，像怕吵醒谁。
然后她抬起头来。
那一瞬间到底有多长，我记不得了。我只记得她手里的软尺掉了下去，在青石地上弹了一下，松开的那一头一路滚到我脚边，停住了。
她没有去捡。
她就那样站在布帘前，一只手还举在半空，保持着绕软尺的姿势。她的嘴唇动了一下，没有出声，又动了一下。
“渡渡。”
只有这两个字。
见面的样子，我在心里预备过好几种。
高铁上想，班车上想，过桥的时候还在想：我是谁，我为什么来，我要问她什么。
我以为自己会很冷静，会客客气气的，说不定还有一点恨。
可她一叫出那两个字，我预备的话一句也想不起来了。
她比我想象的要小。
不是年纪小，是整个人小。
她站在那里，踩着九公分的跟，也才到我的下巴，肩膀窄窄的，腰身细细的。
脸很白，素着，一点粉也没擦，只有嘴唇是天生的淡红。
眉毛淡，细细两弯，眼睛却亮，眼尾微微往下垂，看人时总像带着三分歉意。
下巴尖尖的，脖子上一道纹也没有。
她该有四十一了，可站在那里，看上去顶多三十，不像谁的母亲。
可是她的眉眼，我是认得的。我每天早上在镜子里都能见到。
我弯腰捡起软尺，绕好，走过去递给她。
她接过软尺的时候，指尖碰到了我的手指。很凉，在发抖。
……
她给我泡了一杯茶。
杯子是白瓷的，杯沿有一道细细的金线，她端着它从里屋走出来，走得很小心，茶水还是晃了出来，洒了几滴在她的手背上。
她像是没觉得烫，把杯子放在我面前的小方桌上，又往后退了半步，两只手交握着搁在身前，指节捏得发白。
“你坐。”她说。
我坐下了。她没有坐，就站在裁衣台边，离我两步远。窗外的雨声沙沙地响，河上划过去一只乌篷船，橹声吱呀吱呀的。
我捧着茶杯，热气扑在脸上，熏得眼睛发烫。
“我叫沈渡，”我说，说完才觉出这句话有多傻，“在澜城一家古建公司上班。这次是来修戏台的，要驻场半年。”
她点点头，又点了一下。
“戏台……”她轻声重复了一遍，“就在前面，过两座桥就是。”
“嗯，我在地图上看到过。”
又没话了。
我低头喝了一口茶，是绿茶，很嫩，入口微苦，咽下去才回甜。我把杯子放下，盯着杯沿那道金线。
“奶奶走了，”我说，“上个月底。”
她整个人晃了一下。
我抬起头。她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白，比她身上那件月白的旗袍还要白。她张了张嘴，过了半天，才问出一句话。
“她走的时候……疼不疼？”
我没想到她会问这个。
我想过她会问奶奶说过她什么，问奶奶有没有提起她，问这些年奶奶待我好不好。可是她只问了这个。
“不疼，”我说，“睡着的时候走的。”
她闭了闭眼，轻轻吐出一口气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下巴微微发抖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低声说：“那就好。”
她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，用手背在脸上很快地抹了一下。动作很快，几乎看不出来。
我捏着茶杯，指腹压在那道金线上，压得生疼。
二十一年，我以为自己多少是怨她的。可这会儿我在心里找了一圈，找不着。我只看见她的肩胛骨在旗袍底下支出两个尖。
“你上个月……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涩，“在弄堂口？”
她的背僵住了。
过了半晌，她才转回身来，低着头，盯着脚尖前那一小块青石板，不点头，也不摇头。
她没有否认。
“我走过去的时候，”我说，“你让了一下。”
“嗯，是我。”她的声音细得几乎听不见。
“你为什么不叫我？”
她的手指绞在一起，绞得指节都泛白了。
“我怕……”她顿了一下，“怕你为难。”
信里也是这么写的。远远地，不让你为难。
我从衬衫口袋里取出那封信，叠成三折的信纸已经被我的体温捂得软了。我没有打开，只是把它放在桌上，推过去一点。
“信，我收到了。”我说，“我只拆了这一封。”
她盯着那张信纸看了很久。伸出手，又缩回去，最后只拿指尖碰了碰信纸的一角。
“一封也好。”她说。
另外那二十封在哪里，我为什么只拆一封，她都没问。
……
傍晚，门口进来一位撑着花伞的阿婆，来取一件做好的旗袍。
她从里屋取出一件叠好的旗袍，用牛皮纸包起来，系上一根麻绳。阿婆一边从布袋里摸钱，一边歪着头打量我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“若棠，这后生是哪个？面生得很。”
她系麻绳的手停住了。
我也屏住了呼吸。
在桐溪，在这条街上，大概没有人知道我是谁。
她可以说是远房亲戚，可以说是来修戏台的客人，随便哪个说法都能把这句话带过去。
我甚至已经替她想好了，觉得那样也没什么。
她把麻绳打了一个结，拉紧，抬起头来。
“是我儿子。”她说。
声音还是软的，低的，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。
阿婆愣了一下，张着嘴，眼神变了，目光在我和她的脸上来回转了两圈。
她是老街上的人，二十多年前的事，她多半记得。
她什么也没说，接过纸包，撑着伞走了。
花伞很快拐过了桥头。
她站在裁衣台后面，手指还捏着那截剪剩的麻绳。她没有转头，耳根却红了，一直红到脖子。
我坐在那里，胸口又闷又烫。二十二年来，头一回有人当着外人这样说我。
……
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我说我得走了，文保所给我在镇上的招待所订了房间。
她“嗯”了一声，送我到门口。我撑开伞，正要跨出门槛，她在身后叫住了我。
“那个招待所……”她犹豫了一下，“上个月贴了告示，说要拆，好多房间都封了，漏雨。”
我回过头。
她站在门里，半边脸被屋里昏黄的灯光照着，另半边隐在暗处。她的手扶着门框，指尖抠着门框上一道旧裂缝。
“楼上有个阁楼，空着，”她说，声音越来越低，“收拾一下就能住。你要是……不嫌弃的话。”
说完她就低下头去，等着我回绝。
雨落在伞面上，噼噼啪啪地响。河对岸的人家陆续亮起了灯，倒在水里，被雨点打碎，又拼回去。
“好。”我说。
她猛地抬起头来，眼睛一下子亮了。
……
阁楼在二楼上面，要从一道很窄的木楼梯爬上去。
她在前面带路，一只手扶着墙，一只手提着旗袍的下摆，九公分的细跟落在木楼梯上，哚，哚，哚，比在石板上闷，每一级都落得很稳，鞋尖先着，后跟才放下去。
我跟在后面，拎着行李箱，鼻尖几乎碰到她的发髻，白兰花的香气一阵一阵地飘过来。
她每上一级，旗袍下摆就往上提一点，裹着肤色丝袜的脚踝在我眼前一抬一落。
我心里没来由地一跳，赶紧把眼睛挪到扶手上去。
阁楼不大，斜顶，最高的地方我能站直，最低的地方要弯着腰。
地板是旧木头的，踩上去会轻轻地响。
一扇小小的老虎窗朝着河，推开来，就能见到河面和对岸的屋顶，雨雾里，黑瓦一层压着一层。
屋里很干净，干净得不像是空了好些年的样子。
窗台上没有一点灰，墙角立着一张单人床，床头放着一只樟木的小柜子。
她从柜子里抱出一床被子、一个枕头，被面是靛蓝色的土布，印着细碎的白花，叠得方方正正。
她跪在床边替我铺床，把被角抻平，又把枕头拍松，放正。我站在一旁，想帮忙，又不知道手该放在哪里。
“被子是新弹的，”她低着头说，“去年冬天弹的，一直没人盖过。”
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要在去年冬天给一个空阁楼弹一床新被子。
她铺好床，站起身来，把旗袍下摆的褶子理平。她走到门口，又停住了，回过头，嘴唇动了动。
我等着。
“你……”她顿了一下，“晚上想吃什么？”
“都行，你做什么我吃什么。”
“那我下碗面，”她说，“雪菜肉丝的，好不好？”
“好。”
她点点头，转身下楼去了。哚，哚，那声音顺着楼梯往下走，下到楼底，换成了石板上的嗒，往灶间去了。
我在床边坐下来，手掌按在被面上。被子很蓬松，有太阳晒过的味道。这么个雨天，也不知道她是哪天晒的。
……
那碗面，我吃得很慢。
面是她自己擀的，切得很细，雪菜是自己腌的，咸里带一点鲜，肉丝炒得很嫩，汤上浮着几粒碧绿的葱花。
她坐在小方桌对面，自己面前却没有碗。
她就看我吃。
也不是看我，是看我的手、碗、衣领，就是不看我的脸。
我吃到一半，忽然觉得鼻子发酸，只好埋下头去，把整张脸都埋进面碗冒出的热气里。
“好吃吗？”她轻声问。
“好吃，比澜城面馆里的好吃。”
“你小时候，”她说了半句，又停住了。
我抬起头。
她已经别过脸去，看着窗外的河。
我也没有追问。
那一晚，我们说了很多话，都是不要紧的。
我们说戏台，说梅雨，说桐溪的桥一共有十二座，说隔壁那家茶馆的桂花糕最好吃。
奶奶，父亲，那些信，那二十一年，我们都绕开了，谁都不敢往那边多走一步。
她始终叫我“渡渡”。
我始终没有叫她。
那个字卡在喉咙里，好几回到了嘴边，又咽回去了。二十一年没叫过的字，我不知道头一回该用什么声音叫。
……
夜深了。我躺在阁楼的小床上，听着雨落在头顶的瓦片上，细细碎碎的。
二楼她房里的灯还亮着。
光从地板的缝隙里漏上来，在斜屋顶上画出几道淡淡的金线。
我听见她房里那台旧脚踏缝纫机的声音，咔咔咔，咔咔咔，响一阵，停一阵，再响一阵。
后来缝纫机也停了。
四周静得只剩下雨声。我以为她已经睡下了，正要合上眼，就听见楼下传来一句话，低得几乎被雨声盖过去。
“渡渡，晚安。”
不是冲着楼梯说的。她大概就坐在那盏灯底下，冲着天花板说，说得很顺，像是说惯了。
我睁着眼睛，盯着屋顶上那几道光，一直盯到它们熄灭。
“晚安。”我在黑暗里说，声音小得只有我自己能听见。
那个字，还是没有说出口。
